所以，这种名义上的政企分开其实为进一步改革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国有企业有两个层次的改革，一是高层次的改革是资本资产机制的改革，资本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应该管资本，把资本用活，二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分门类、分行业，有些行业公益性的，有些行业是国家特别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还有一些竞争性的行业，所有行业共同的目的就是把企业搞活。这样下去是难以为继的。

近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第十四届中国经济论坛、2015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以及相关媒体的专访中，多次集中地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外延、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转变等作出新的独家阐述。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是有前提的，假定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这时候高利率有用，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需求带动的通货膨胀会有，但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一样存在，假定是要素成本上升，假定供给不足，短缺部门没能跟上去，这种情况下高利率有什么用？高利率反而造成了企业的困难，而通货膨胀如果在成本推进的条件下，结构失衡的条件下发生，那唯一的办法是要降低利率，降低利率但要引导性的让供给短缺的部门转移，让它把结构调整搞得更好，这一点也是未来经济观念里一个新的观点。应该按照国外的经验，工会参与，工会参与到议价当中，这样初次分配就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发达国家是用软指标的，软指标是预测值。这在世界上是通行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把这两个指标放在重要位置。

过去几年我们的超高速增长是不符合经济规律，也只能是暂时的现象，因为它带来的损失是惊人的。 进入 厉以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常态 。也可以通过提供私有化券的办法。

因为你是一家公司，不是像俄罗斯一样大爆炸式的，一夜之间全部国企进行私有化，那个难度大一般性动力又可分为需求边动力和供给边动力。财税政策是规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之间权利关系的制度设计，合理的财税政策是公共财政，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是公共服务，严格控制行政事业费支出，将经济建设支出交给市场。张五常所说的地方竞争带来的经济增长其实是由考核制度带来的。

要素升级是指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提升等。土地制度动力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特色经济增长动力。

特殊性动力包括价格机制动力、财税政策动力、金融政策动力、土地制度动力、考核制度动力等。二是属于需求边的动力。笔者多年来将决定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所有因素归纳为经济发展供给边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对应着笔者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或五人理论中的制度引导人、分工安置人和资源装备人），以与需求边三驾马车相对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国家的金融政策设计可以很好说明这一点。

价格机制动力是通过价格形成机制设计而形成的经济增长动力。古今中外的各种社会形态和发展结果都是因不同制度组合带来的。产量的增加一方面取决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这三大发动机与新一届中央政府强调的推进全面改革、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是吻合的，简单说就是改革、转型和创新。

上述各种制度表现形式又可组合出多种多样的制度形态。特殊性动力是部分国家或地区根据自身的体制特点和发展战略要求所培育和选择的动力。

不管是哪种结构优化，其实质是分工协作的深化，根据斯密的理论，都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率。但在政府主导经济的国家可以通过降低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增加经济建设支出比重而实现近期的经济高速增长。

有时，可将基础设施也作为一种广义的生产要素，也可将其归于资本中。下面分别剖析一下三驾马车、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增加有所不同，前者是指生产要素从低到高的提升或升级，即质的改变，后者是指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即量的变化。根据一般性和特殊性分类标准，我们可以将经济发展动力分为一般性动力和特殊性动力。五是经常有副作用和后遗症。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都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机制动力已内含在前述一般性动力中，不能成为独立的特殊性动力。

生产函数中产量增加不能被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解释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结构优化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

要素升级同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四是发挥动力作用依赖于政府的财税、金融、消费和出口政策等。

但在转型国家特别是政府主导经济的国家，商品和要素价格，特别是一些重要生产要素价格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可以出于一些特殊的理由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如资源能源价格、土地征用价格、劳动力价格、资金价格等），从而达到将资源等要素过度利用、形成低成本竞争优势、实现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效果。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与土地、资源、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有很大的关系。

其中，制度变革是最重要、最根源的发动机。后者较前者更决定了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前景。财富分配结构优化意味着收入和财富从倾斜于政府向倾斜于企业和民众转变、从主要集中于垄断行业向各个行业公平分配转型、从少数人暴富向绝大多数人共同富裕转变，这会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会有利于消费与投资的平衡，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区域结构优化又包括城镇化（其实质是人口区域分布结构优化）、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当人口和生产要素从较低生产率的农业和农村向较高生产率的工商业和城市转移后，国民经济效率随之提高。

生产要素是指经济主体可运用的资源、手段和工具，包括资本（含外资）、劳动或劳动力、自然资源（或自然力，可延伸到环境）、土地（有时可归于自然资源，但它是一种特殊而重要且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资源）、技术、知识（与技术存在交叉但侧重点不同）、信息（与技术和知识有交叉，但也具有独立性）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作为经济发展动力也可以从生产函数关系中看出。

考核制度动力是通过考核评价向经济增长倾斜而形成的动力。要想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前提是我们必须对经济发展有哪些动力有清醒的认识。

问题的关键是决定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又是什么。特殊性动力是部分国家根据自身的体制或制度特点，为了实现赶超发展、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等战略目标，主要利用一些特殊的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设计，而形成的经济发展动力，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发展动力的一部分）。

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结构优化、财富分配结构优化等。信贷政策本应主要规范金融机构与资金需求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但政府可能为了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而促使金融机构过度放贷等。  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动力 再来看特殊性动力。但在以GDP论英雄的考核评价制度下，地方政府就会将主要精力放在促进本地的GDP、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等指标的增长上。

需求边动力就是所谓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产业结构优化又包括非农产业比重提高（即工业化）、服务业比重提高（即经济服务化）、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比重提高、农业现代化等，也可以概括为产业转型升级，总的结果是高附加值产业比重提高，进而带来经济效率或生产率的提高。

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考核评价也应全面考核这五个方面。金融政策动力是通过金融政策设计向经济增长倾斜而形成的动力。

财税政策动力是通过财税政策设计向经济增长倾斜而形成的动力。供给边动力又包括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两个方面。